白虎 美穴 转载|葛兆光：在哈佛回望学术史

编者按白虎 美穴

葛兆光为哈佛燕京学社李若虹新著所写的书评。在文中，葛兆光呈现了哈佛中国粹琢磨“东西水陆大船埠”的地位，也展示了一批哈佛燕京学社学者的风范。更迫切的是，从中可见“六十年代中期以降，好意思国新兴的中国粹，取代了欧洲传统的汉学”这一学术俗例的演变，值得玩味。

在哈佛回望学术史

寂寞寂寞就好在线播放

文 |  葛兆光

（《念书》2024年4期新刊）

一

蓝曼（Charles Rockwell Lanman，1850-1941）留在死后的日志，高出了十九世纪下半叶和二十世纪上半叶。七十来册日志本，除了岁月的磨损和留痕，一册本依然皆整完好。最早的一册记于一八六三年，距今足有一个半世纪。一八八〇年之前的簿子大小、封面颜色不一，关联词，之后用的全是那时康桥日志本公司坐褥的清一色黑封皮簿子。

蓝曼的日志本（开首：文陈说） 李若虹《从中亚古说念到新大陆》书中的这段话，蓝本只是嘱托她使用的辛苦，却勾起了我当年在哈佛燕京藏书楼借阅杨联陞日志的挂念。杨联陞的日志亦然这样，基本上用的是归并款每年刊行的日志本，那四十四今日志，记录了先生在哈佛泰半生的喜怒无常，以及二十世纪下半叶北好意思中国粹界一宽广学者的学术思绪。也许，这个曾是陈寅恪梵文教师的蓝曼的七十来册日志，也相通是哈佛东方琢磨的学术留痕？ 我没看过蓝曼的日志，弗成妄测它的内容与价值。不外，日志老是琢磨干系学者最有价值的辛苦。有几年，我在普林斯顿和余英时往往聊起各式学者日志的内容，除了胡适外，聊得最多的是杨联陞、吴宓、金毓黻和邓之诚那几种。余先生跟我说，学术界是有故事的方位，学术史也应该有故事，但故事并不是八卦，也不是花边，是让东说念主读其书、知其东说念主、懂其学的“药绪论”。于今我还紧记，他那时还用了《西纪行》中“无根水”的比方，说听了学者的故事，就更容易集中学者的心理和常识，就好像有了药绪论就能逼出药力一样。天然，想了解以前的学者和学术，除了日志除外还有书信和档案。哈佛是个好方位，降生泰西的哈佛名学者多，从中国到哈佛的名学者也多，天然在何处留住许多辛苦，对学术史有兴味的中国粹者到哈佛，往往会去淘这些辛苦，像中国的陈寅恪、汤用彤、吴宓，也有跟中国干系的钢和泰、拉铁摩尔。二〇一四年，我在哈佛燕京藏书楼就专门去翻过洪业 （煨莲，一八九三至一九八〇年） 先生留住的档案，这些辛苦，陈毓贤当年写《洪业传》的时候可能看过，不外我没问过陈毓贤女士，尽管二〇二三年四月在香港，我曾有契机屡次和她聊天，现在想起来，竟然健忘问她这件事儿，还果然有些颓唐。

哈佛燕京藏书楼（开首：baidu.com）

从一九九三年李若虹从牛津到哈佛，她还是在哈佛待了三十年。三十年里，她不仅在哈佛读了博士学位，还在哈佛燕京学社任职好多年，就像她我方写到的，她不仅不错看到蓝曼和杨联陞留住来的日志，况且不错去哈佛档案馆、哈佛燕京藏书楼、霍顿藏书楼翻阅授予胡适荣誉博士的文献、柯立夫给叶理绥的长信、拉铁摩尔给华尔纳的函件和艾伦西宾一九八〇年打听中国的条记。就在“哈燕社”她我方的办公室里，竟然也“整整皆皆地存放有一套洛克的档案辛苦”。这种先天不足的条目，是外东说念主无法企及的。 因此，她的这本书，就有让咱们站在哈佛，通过学者的故事了解学术史的真谛。

二

有东说念主说，如果你站在哈佛广场，没准儿十分钟就会遭遇好几个名声赫赫的大学者，他们可能在引颈现在海外学界好些个热点话题。天然，如果长远哈佛几十个藏书楼去追寻旧时的档案，也许你还会看到前后接踵的诸多学者，以及他们所绮丽的海外学术风浪幻化。王德威曾跟我开打趣说，哈佛老是连接抵制，肩摩毂击，真像是个“东西水陆大船埠”。不外，淌若想回头看二十世纪海外学界潮起潮落，东说念主来东说念主往，在哈佛如实太约略。 如果，你一九二〇年在哈佛广场，你也许会碰见夹着布包，彳亍独行去蓝曼家听课的陈寅恪，那时候他住在特罗布里奇 （Trowbridge） 街，让东说念主吃惊的是那所老屋子依然还在，二〇一四年我打听哈佛，就住在这个寓所五十米外，每天经逾期，我都会望望左边一楼的窗户是否还亮着灯，联想他从何处一拐弯就到了哈佛广场。如果你一九四四年或一九四五年在哈佛广场，也许会遭遇胡适，那一年，胡符合邀在哈佛大学远东系客座任教，这是手脚哈佛荣誉博士的胡适，唯独一次在好意思国认真讲课，就在那时候，胡适为讲课写下中国念念想史英文大纲，很珍惜那时听课的学生们，因为咱们直到半个多世纪之后，才看到这份英文大纲的出书。那时候，在胡适身边老是围绕着一批来自中国的年青学者，包括周一良和杨联陞。天然更多的时候，你会在哈佛广场看到费正清、柯立夫和魏鲁南，因为他们都在哈佛任教，费正清的住处离哈佛广场也就两分钟的距离。

蓝曼1920年2月3日日志，记探访陈寅恪（开首：文陈说） 你不得不承认，风水循序转，形态比东说念主强。正如李若虹所说：“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新大陆‘兴旺的十年’ （ the Roaring Decade） 。好意思国社会生活正资历着稠密的变化，新财路开动多量干涉文化、耕作、艺术和文娱界，随之藏书楼、艺术馆和博物馆的馆藏有了史无先例的拓展。以波士顿为例，十九世纪后半叶创建的哈佛大学阿诺德树种园、波士顿寰球藏书楼和好意思术馆等，都赢得突飞大进的发展，许多博物馆奋力于艺术品和古董储藏，出现了一段‘博物馆时期’ （Museum Period） 。”这使得好意思国从容取代了欧洲，哈佛成了亚洲琢磨的要点。不外，换一个标的，你也不得不承认，哈佛校方、好意思国商东说念主，天然加上“哈燕社”，真的很有目光，很海外化，也对真有常识的学者敏锐。有东说念主说，当校长唯独两件事：一件是募款，一件是找东说念主；而商东说念主也唯独两件事情：一件是获利，一件是用钱。我看到李若虹书里纪录了当年哈佛校长从洛厄尔到艾略特，审计师兼储藏家卡尔·凯勒 （Carl T. Keller，1872-1955） ，以及哈佛燕京学社，他们与斯坦因、伯希和、蓝曼之间的故事。斯坦因由于有了救助，能够再度奔赴中亚；蓝曼因为受邀到了哈佛，建树了这里的梵文体；伯希和因为“哈燕社”的邀请，在何处上了一学期的艺术史课，还在博物馆作念了演讲。我就认为，哈佛校长真的是找对了东说念主，而凯勒和萨克斯筹资有方，花对了钱，“哈燕社”请对了学者。 也即是因为这样，逐渐地，哈佛才成为哈佛，成为海外学界的“大船埠”，也成了东方学的大平台。这才出现了李若虹所说亚洲之学的疗养，“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欧洲东说念主对中国的向往是空前的。继而出现的西方汉学绝顶发展，都离不开这些学科的开辟者。 （但） 这一领域发祥于欧洲，‘二战’后升沉到好意思国，鼓舞了好意思国亚洲学的琢磨”。

1928年，哈佛燕京学社在好意思国铝业公司创办东说念主查尔斯·马丁·霍尔（Charles Martin Hall）的遗产捐赠的救助下设立了（开首：harvard-yenching.org）

是以在哈佛广场，你会看到“天才成群地来”。现在流行“穿越”这个词，说的是越逾期期防止，把以前、现在和明天买通，但骨子上“穿越”只是联想，今东说念主能够看到古时月，却很难见到旧时东说念主。不外，学术史需要作念的，即是让以前的学者和现在的学者，穿越时空作念“无限的对话”——“无限的对话”好像是科林武德的名言——如果在这种隔空对话中，后东说念主对前辈，既能读其书，还能见其东说念主，那就更挑升念念，因为在李若虹的书里，不惟独故事，还附上了好些罕有的像片。说确凿话，我看这些像片的感受也绝顶簇新。二十世纪初，日本学者服部宇之吉和姊崎正治的合影，五十年代柯立夫和洪业在哈佛园内赑屃石碑前的合影，我都是头一次见，而在书中看到斯坦因、蓝曼、拉铁摩尔和柯立夫的手迹，更让我认为亲切。 故事加上像片，让那些挂念中的学者一个又一个地从历史中走出来，好像面临面地给咱们讲以前的学术故事。

三

　　 不外，也许因为李若虹本东说念主是藏学和内亚琢磨博士降生，她的这部书中说起的学者内部，最多的是琢磨中国四裔的学者。

四裔多指“夷、蛮、戎、狄”（开首：baidu.com)

像前边说到的斯坦因 （Marc Aurel Stein， 1862-1943）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他是丝绸之路上最迫切的考古学家、探险家，亦然一位地舆学家”，被了不得的学者伯希和称为“丝绸之路上的领衔东说念主” （the Dean of the Silk Road） ，他一世都把元气心灵放在西域，一九一五年前三次探险的得益，尽管曾被中国视为“抢夺”，但在海外学界却赢得上流声誉，也使得凯勒对他那么留恋，费经心力给他筹措第四次探险的经费。蓝曼呢，是专研印度梵文的西宾，一世的兴味除了荡舟，就只是教梵文、琢磨印度翰墨学和剪辑《哈佛东方学》系列丛书；而柯立夫 （Francis W. Cleaves，1911-1995） 的兴味是琢磨蒙古和朔方游牧族群历史，“扫数这个词学术生计倾注于对一系列蒙古碑文和《蒙古秘史》的翻译和诠释，奋力古蒙文和中文的语文体、文献学和历史相比话语学”，正因为他在蒙古学方面的孝敬，一九五三年荣获法国“汉学儒莲奖” （Stanislas Julien Prize） 。而被李若虹干脆称为“游牧学者”的拉铁摩尔 （Owen Lattimore，1900-1989） 琢磨的即是中国的边域或者四裔，他的名著《中国的亚洲内陆边域》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省略许多东说念主都读过，而手脚中亚的探险者，就连斯坦因都称赞拉铁摩尔配偶在探险方面“充满了勇气、胆量和远征的能耐”。即是那位频频不被看作汉学家或中国粹家的洛克 （Joseph Rock，1884-1962） ，天然是以他乡博物之学著称，其实亦然云南纳西历史和话语翰墨的群众，琢磨领域从植物学、鸟类学到西南方疆的东说念主文地舆，纳西宗教、话语和文化，如果莫得他的储藏，哈佛燕京藏书楼不会有这样好的纳西翰墨文献的储藏。而李若虹本东说念主肆业时切身斗争的中国粹者陈庆英和好意思国粹者范德康 （Leonard van der Kuijp） ，亦然藏学群众。而全书第一篇写到的马继业 （乔治·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 1867-1945） ，天然他的中心舞台在新疆的喀什，使命是担任英属印度殖民政府驻喀什的总领事，但他亦然英国储藏的一部分库车晓示，即婆罗谜文佛经写本的网罗者。

Lattimore， Owen.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Massachusett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开首：amazon.com）

我想，这天然是李若虹专科的偏好，不外，其实也不错看作二十世纪干系亚洲和中国粹术大势的侧影。我曾经说过，二十世纪的西洋和东瀛，对于中国琢磨的首要变化之一即是“空间放大”，更重视中国的“四裔”，也即是把琢磨视线放大到扫数这个词亚洲，不再只是围绕华夏王朝或汉族天下，也不再只是依赖传世的中文经典文献，致使也不再只是围绕着传统的历史和话语。稀罕是敦煌的发现，骨子上是把亚洲东部经由西域和天下研究起来。恰是在这种学术潮水中，“殊族之文，他乡之史”成了预流的常识，而李若虹笔下那些在哈佛南来北往的学者，也适值呈现了这个期间的某种学术趋向。

四

不外，在李若虹的书里，咱们不仅看到二十世纪上半叶亚洲琢磨领域中照管四裔的琢磨动向，也看到了影响二十世纪后半程的另外一种变化，即李若虹书里说的“六十年代中期以降，好意思国新兴的中国粹，取代了欧洲传统的汉学”。我想，这应该是对于中国或者亚洲琢磨的学术史上又一次最迫切的变化。 在这一大变化经由中，李若虹书中写到的“从哈佛园到神学街”的哈佛燕京学社，以及柯立夫和杨联陞的故事，绝顶有绮丽性。正如李若虹所说，“哈燕社”率先的社长叶理绥来自欧洲汉学传统，是以才派了赖世和、柯立夫等东说念主去巴黎学习，但其后主导哈佛中国粹的魁首费正清，却和他理念不同。在叶理绥离任之后一年，李若虹说：“一九五六年末，就有了一次大阻扰——中国的训诂、考证家数的传统和欧洲汉学重图书和翰墨学的学风，同新兴的好意思国中国粹的发展标的和需求产生了阻扰。”这个阻扰在杨联陞的日志中有纪录，矛盾相等浓烈，致使越过学术作风和取向，到了“捶桌子、哀泣流涕的地步”。这少许和我当年读杨联陞日志的印象彻底吻合，我也能干到，坚捏西洋东方学和日本东瀛学传统的杨联陞，对那时中国粹魁首费正清的强烈活气，他不仅往往纪录费正清弄权的技巧，致使会说费正清“或然太尖酸，今已无出其右，而犹如斯，虽个性难改，亦是气量不及”。也许许多东说念主紧记，费正清曾被称为“汉学沙皇”，但也许很少有东说念主知说念，他和哈佛燕京学社之间，以及新兴中国粹取向和欧洲汉学传统之间，会有这样猛烈的阻扰。李若虹说，费正清贪图拓宽远东系的领域 （a broadened view of East Asian Studies） ，建议远东系和历史系的互助议题，竟然会让杨联陞和柯立夫大为病笃，怀疑“费正清挑升以历史系来吞噬远东系”。

年青时的杨联陞（开首：baidu.com)

年青时的柯立夫（开首：文汇网）

1947年的费正清（开首：文汇网）

不外，也许仍是势在必行。就像前边所说，蓝本叶理绥来担任“哈燕社”社长的时候，想把“哈燕社”带到欧洲东方学的传统上去，这是因为在哈佛燕京学社创办之时，“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东说念主所书之卷轴”和“中国境内之古异族遗文”等发现，为欧洲和法国的汉学大放异彩奠定了基础，也成为那时学界所谓“预流”的常识。是以，“哈燕社”早年救助的东说念主文体，深受欧洲汉学传统影响，重翰墨学和文献的训诂考证，重汉地与边域的相通和和会，“哈燕社”曾资助过不少边域学与民族的考古和话语翰墨琢磨。关联词，“在哈佛，费正清琢磨中国史的影响越来越大，他认为发展区域琢磨，以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设施取代传统汉学，才是琢磨中国信得过灵验的设施”。尽管“哈燕社”自己并莫得太大变化，关联词，扫数这个词好意思国对亚洲和中国琢磨的俗例却大转向，这种转向最终成了趋势。 从李若虹的书里，你不错看到这个转向的一个侧面。

五

这部书的内容很丰富，我弗成逐个列举，其实，内部还写到了丹尼尔·艾伦 （Daniel Aaron） ，写到了钱锺书，写到了孔飞力，写到了胡适，致使还写到了哈佛的布拉特尔书店。不外，我这篇褒贬不诡计全面地作念内容先容，而是想让读者了解，如果你想感受二十世纪干系东方学的海外学术史，也许，这本书会告诉你一些活生生的历史。这历史是一些“东说念主物”，几许“故事”，加上许多“像片”，在这些故事、东说念主物和图片里，不光有学术变迁的轨迹，还有学者的性情、生活和情态，更波及东西方学者的相互刺激和相互相通。其实，这个主题李若虹在此书“跋文”里还是点出，她说，如果要形色二十世纪前期中西学者间的学术碰撞和相通，咱们不妨找出十至十五位学者来先容，因为阿谁期间的海外学者并非落寞而闭门觅句，在他们的故事中，咱们不仅能了解那时的中国粹界，更能感受到海外干系亚洲或中国琢磨领域中外学者密切的往复和互助。 二〇〇九和二〇一四年，我两次到访“哈燕社”，在快要十个月的时期里，我曾经屡次经过李若虹书中反复提到的方位，像博义念念同楼旁的赑屃石碑，神学街二号的哈燕藏书楼，东说念主来车往的哈佛广场。不要说那些西方学者，即是在哈佛见到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都比我在国内见到的还多。此次有幸先读李若虹博士的这本《从中亚古说念到新大陆》书稿，让我似乎重返哈佛，再一次站在哈佛广场上。蒙胧之间，好像真的看到各路学东说念主仓卒走过，在他们交错的身影和无声的法式中，再一次资历了百年学术史的风浪变迁。 （《从中亚古说念到新大陆》，李若虹著，上海文艺出书社即出）

* 文中图片均开首于集结